台灣醒報

距離11月28日九合一選舉不到三週，台灣政壇又出現令人搖頭的言論。

作家廖玉蕙指稱台北市垃圾車廣播支持蔣萬安，市府隨即澄清，實際播放的是疫苗接種宣導，並公布78秒錄音。原先的指控後來遭作家刪除，但她仍質疑選前使用市長聲音是否妥當。

行政中立可以討論，把防疫宣導聽成選舉拉票，是誤聽還是選舉造謠？

高雄選戰也不平靜，公督盟執行長以「聽話的狗」形容柯志恩，引發人格羞辱爭議，民進黨候選人賴瑞隆隨後公開譴責攻擊性言論。

台北方面，曹興誠將選舉形容為菩薩與邪靈的對決，把政治競爭提升到善惡對抗的層次。這些言論雖然性質不同，卻反映選舉期間公共討論容易從政策辯論滑向情緒攻擊。

台灣選舉史上的負面攻防由來已久， 1998年高雄市長選舉的「吳敦義緋聞錄音帶事件」，是選舉史上極具代表性的利用變造錄音攻擊候選人，最後經法院認定違反選罷法的案件。更值得注意的是，事件發生後約7年才有確定判決，而吳敦義早已輸掉選舉。這說明選舉中的重大指控，即使事後獲得澄清，政治傷害也可能早已形成。

政治立場凌駕事實

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政治支持者似乎已經養成先選邊、再判斷事實的習慣。只要攻擊的是討厭的政治人物，便願意相信。一旦證據不利於自己支持的陣營，又急著替當事人辯護。這種雙重標準，才是政治極化最令人憂慮的現象。

尤其具有社會聲望的作家、學者及公民團體負責人，其發言具有更大的傳播力量，也應承擔更高的查證責任。公民團體可以批評候選人的政治立場，但使用動物比喻羞辱人格，只會削弱自身的公共監督公信力。

誰在縱容惡質言論

政黨對支持者的言行未必負有直接責任，但對於經常替自己助陣的意見領袖，至少應維持一致的公共標準。不能對政治對手的失言窮追猛打，面對友軍的錯誤卻輕描淡寫。這種選擇性譴責，會讓支持者誤以為政治立場可以成為言論失當的免責理由。

還有一種危險傾向，就是把政治對手描繪成邪惡勢力。台灣確實面臨嚴峻的兩岸安全挑戰，但不能因此推論所有不同意自己政治主張的人都受到敵對勢力操控。民主社會需要對國家安全保持警覺，也需要容許不同政策路線接受公開辯論。

選舉本來就是檢驗施政與候選人能力的機會，市政建設、交通、住宅、財政與教育，哪一項不值得深入討論？如果政治人物只忙著製造恐懼、貼標籤，最後被犧牲的就是民主制度和選民取得正確資訊的權利。

民主輸給造謠污衊抹黑抹紅

選舉造謠污衊抹黑抹紅之所以反覆出現，與其傳播成本低、政治收益可能很高有關。一則未經查證的指控，幾分鐘就能傳遍社群，事後即使澄清，原先的印象也未必消失。造謠者可能只需刪除貼文，被攻擊者卻得花費大量時間恢復名譽。

但諷刺的是，這些造謠抹黑、羞辱對手的人，往往自認是在替支持的候選人出力，實際上卻可能害了候選人。選民看到這些惡劣言行，很容易將其與候選人及所屬陣營連結，進而產生反感。尤其是中間選民，原本可能認同候選人的政見，卻因為支持者的偏激言論而改變態度。候選人還得忙著澄清、切割，甚至替別人的失言道歉，讓原本應該討論的政見與施政成績失去焦點。

這些人自以為罵得越狠、攻擊越猛，就越能幫助選情，殊不知每一次沒有證據的指控、每一句羞辱人格的言論，都可能把原本願意支持候選人的選票推向對手。這種幫倒忙的政治熱情，恐怕比對手的攻擊更具殺傷力。

台灣民主走過數十年，選民已經有能力辨別政治人物的政見與表現。政黨應要求候選人及助選人士提出證據，媒體應查證而非放大指控，公民團體也應以同樣標準監督所有陣營。政治立場可以不同，事實標準應該一致。民主容許尖銳批評，也容許政治人物犯錯，但錯誤必須承認，指控必須有證據。

選舉如果只剩下誰罵得更狠、誰抹得更黑，無論最後誰當選，台灣的民主品質都已經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