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

台北市教育局的國際交換學生學習計畫，115學年度選送25名學生赴美國與加拿大，名單裡出現市長蔣萬安的長子蔣得立。消息在8月底傳開後，質疑接連而來，包括他具有美國籍是否符合計畫原意、簡章比前一學年多出「或安置」的字樣是否因人設事、市長身為教育局的上級長官有沒有盡到迴避義務。

蔣萬安在9月2日宣布，與太太、兒子討論後決定不領取教育局補助，並強調申請完全符合資格、規定與程序，自己從頭到尾沒有介入甄選。教育局也發出說明，簡章調整是因為前一年有學生錄取後媒合不到寄宿家庭，與個案無關。

教育現場的裁量權

凡是要靠書面審查、面談、師長評語來決定人選的機會，就存在裁量空間。承辦人員不必接到任何指示，甚至不必揣摩長官的想法，光是名冊上出現那個姓名，評分的尺度就可能變鬆或變緊。

這種偏移沒有紀錄、沒有證據，當事人自己也未必察覺，所以事後無論怎麼查，得到的結論都會是一切依規定辦理。古人說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講的就是這種無從自證清白的處境。

教育現場的裁量密度特別高，校內的市長獎、校長獎不完全按名次產生，服務表現與社團貢獻都算分數；特色招生的口試、國際交流的選拔、獎助學金的排序，也大量仰賴人的判斷。這些設計本身立意良善，用意在於看見成績以外的孩子。可是彈性愈大，愈需要一道外部看得見的防線。

更周延的程序

市議會備詢時，蔣萬安被問到報名有沒有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自主檢核表，市府回應教育局的表格已要求揭露親屬身分，據實表明的要件因此完成。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重心放在財產上的利害關係，對於首長親屬參加所屬機關自辦、名額稀少的競爭性選拔，只要求填表揭露，門檻明顯偏低。

該補強的是後半段的程序，首長二親等內親屬參加機關自辦的競爭性計畫時，甄選委員的組成、評分項目與配分、正取與備取名單，都應該在決定前後完整公開。主辦機關也可以委由外部單位或別機關委員負責初審，讓內部人不必為難。另外首長事前簽署一份公告周知的不介入聲明，比事後宣布不領補助更能保護所有人，也包括那個孩子。

別讓孩子扛責

這幾天最讓人不忍的，是一名15歲少年被推到輿論中心。孩子沒有挑選父親的權利，他的努力也不該被抹去。批評應該停在制度與大人身上，追問他過去的成績、獎狀，或同學怎麼替他取綽號，都是非常殘忍的不應該。

歷史很早就處理過同樣的難題，宋代科舉為了防弊，設下鎖院、糊名與謄錄，考官入闈之後不得與外界往來，考卷上的姓名籍貫一律遮去，答案由書吏重新抄錄一遍才送到評卷者手上。漢代選官也有三互法，用親屬與籍貫的交錯限制，避免自己人考自己人。這些辦法在今天看來笨拙，用意卻很清楚，就是不讓任何人有機會靠身分取巧，也不讓清白的人被迫懷疑。

千百年下來，社會對公平的要求沒有變過多少，一個制度若要讓沒有背景的人也有相同的機會，靠的不會是誰的自清，而是每一次考試或甄選都經得起攤開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