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駐外使節不能只靠政治關係

僑委會委員長徐佳青遭指控家人濫用外館資源，10月7日宣布請辭，並靜待行政及司法調查。她否認浪費公帑及圖利家人，相關指控仍待釐清。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消息來自駐外知情人士，透過在野黨揭露，外交部卻表示未收到正式檢舉。

這場風波除了涉及官員操守，也讓駐外人事任命、外館管理及外交官的升遷制度再次受到檢視。
外交工作具有高度政治性，政府任命理念相近的人出任駐外使節，原本無可厚非。美國歷任總統也經常任命政治支持者擔任大使。但政治任命仍應有專業門檻，總不能把外交職位當成選舉失利者的安置場所，或酬謝政治盟友的獎賞。

政治不能代替專業

2025年，前立委、閃靈樂團主唱林昶佐獲任命為駐芬蘭代表，引發政治酬庸爭議。支持者強調他長期參與國際人權活動，具有國會外交經驗，音樂背景也有助於接觸芬蘭社會。反對者則質疑，他缺乏職業外交歷練，能否勝任複雜的外交談判與外館管理。

外交官不一定要出身外交體系，文化、科技、經貿及人權領域的專家，都可能為外交開拓新局。但能夠與外國人士交流並不等於能夠代表國家處理重大外交事務，使節必須了解國際法、外交禮儀、雙邊關係及當地政治，也要懂得管理預算、人員與危機。

台灣外交處境特殊，邦交國有限，許多重要駐外代表處必須在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下，爭取政治支持、經貿合作及國際參與。駐外代表的一次發言、一場會談，甚至一項行政疏失，都可能影響多年累積的外交成果。

因此，政治任命至少應接受公開而具體的資格檢驗。被提名人熟不熟悉派駐國家？有沒有國際談判或跨文化溝通經驗？能否領導專業外交團隊？過去是否有足以證明能力的工作成果？這些問題應在任命前回答，不能等到爭議發生，才由外交部出面辯護。

美國政治任命大使的制度長期受到批評，雖然政治關係與專業能力未必互相排斥，但過度政治化可能侵蝕外交體系的專業性。台灣可以保留政治任命的彈性，同時更要建立透明的資格審查與任後績效評估制度。

外交官長期駐外，生活與工作高度重疊，館長又掌握考績、職務分配及日常管理權力。一旦主管濫權，基層人員往往難以求助。2023年駐聖保羅辦事處王之化事件，後續經監察院調查，已暴露外交體系在職場管理及申訴處理上的缺失。

事情發生時外交部不能只以「未收到正式申訴」回應外界質疑，對於在意升遷與輪調的外交人員而言，具名申訴檢舉自己的主管，可能付出沉重的職涯代價。申訴管道若缺乏獨立性與保密措施，制度設計得再完整，也難以取得信任。

政治任命者尤其需要明白，駐外代表處是國家機關，所有人事、經費及設備都有公務規範。配偶與家屬沒有因為使節身分，就取得指揮外交人員或使用公務資源的權利。政治背景再強，也不能凌駕行政紀律。

台灣培養一名成熟外交官，往往需要十幾年甚至數十年。語言訓練、駐外歷練、國際談判及危機處理，都需要長期累積。如果重要職位經常由政治人物空降，卻缺乏清楚的任用理由，難免影響職業外交官的士氣。

政府應讓政治任命與專業外交形成互補，明確規範任命資格，公開說明人選的專業條件，並建立獨立的外館申訴及考核機制。政治任命者也應接受必要的外交及行政管理訓練，不能憑藉政治資歷就直接掌管一個外館。

外交是國家利益的長期經營，政黨有輪替，外交關係卻不能隨之重新開始。駐外使節可以有政治立場，但必須具備專業能力，更要守住公私分際。國家把代表權交到一個人手中，要求的應是能力、操守與實績，而非他與執政者有多深的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