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楊廣在位期間,大興土木、窮兵黷武,徵發百萬民夫修建運河與長城,農田荒蕪,饑荒四起,百姓易子而食。然而皇帝不以為意,南巡江都時乘坐四層高的龍舟,隨行船隊綿延數里,所過州縣強索珍饈,吃剩的食物大量棄入水中。
每逢外族商賈聚集洛陽,他更命人以絲綢纏繞市集樹木,以示國家富庶。有胡商直言:「中國也有衣不蔽體的窮人,何不把這些絲綢給他們,纏在樹上有何用?」這句話,煬帝充耳不聞。最終民變四起,隋朝二世而亡,一個曾經強盛的王朝,就此湮滅在漠視民怨的傲慢之中。
一千四百年後的今天,台灣的政治現場,花四千億建不知有沒有用的高鐵、花八千多億買武器,但對毒油毒駕的民間疾苦卻置若罔聞、對凱道的集會抗議的轉移焦點、拒絕正面回應的統治慣性,讀起來竟有幾分相似的味道。
凱道上的怒氣從何來
凱道集會現場逾不乏年輕面孔,也不乏平日很少出現在政治場合的父母、祖父母、攤商、教授。他們並非天生的街頭運動者,卻在悶熱的傍晚走出家門,代價是一身汗水與一個晚上的時間。站出來的理由很單純,有人為了讓孩子不再吃到毒油,有人忍無可忍政府犯錯不認的嘴臉,也有人只是在走投無路之後選擇出面發聲。
這股情緒不是在野黨憑空製造的。執政黨若以「藍白動員」四個字輕易打發,不僅是誤判情勢,更是對那些帶著孩子、頂著熱浪走上凱道的平凡市民的再一次羞辱。政治動員固然存在,但一場集會的溫度,從來不只靠組織力填滿,而是靠真實的民怨堆砌而成。
當執政黨的官方第一反應是提醒在場的藍營縣市首長「盡速回到工作崗位」,這句話的傲慢程度,與隋煬帝對那位胡商建言的充耳不聞,竟有著跨越千年的相似神韻。
政府傲慢態度依舊
食安體制性的監管漏洞,絕非一朝形成。每一次食安事件的爆發,從塑化劑到餿水油,再到這次的致癌大豆油,政府的危機處理劇本幾乎如出一轍。先是否認或淡化,繼而拖延公布資訊,接著在輿論壓力下倉皇提出修法,最終在下一次選舉的喧囂中讓它悄然沉寂。
行政院會通過《食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明定業者發現危害之虞應於24小時內通報,隱匿或延遲通報罰鍰上限提高至3000萬元。這樣的修法當然必要,但法條是手段,能否落實,端看政府有無真誠的執行意志。
一年前大罷免落幕,賴清德總統高調喊出「休養生息」,承諾把民生擺在第一位。一年後的食安風暴之中,府院給出的第一個公開動作,不是總統親上火線說明,不是召開緊急跨部會記者會,而是提醒縣市首長不要上街頭、盡速歸位。這種回應,顯示政府態度從來沒變,變的只是表達的包裝方式。
對照隋煬帝,他確實曾多次下詔賑災,但龍舟南巡從未停歇;賴政府確實提出了修法草案,但危機溝通的傲慢腔調,也從未真正收斂。形式上的動作,永遠填補不了心態上的空洞。
信任才是真正的底線
食安不是藍綠之爭,也不應被化約為年底選戰的籌碼,儘管它確實會在選票上留下印記。人民對食安的憤怒之所以難以平息,根本原因在於信任度的不斷下滑。信任赤字不像財政赤字那樣可以用數字量化,卻比財政赤字更難補足,因為它的根源不在預算,而在日常生活裡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累積。
一個政府不需要做到滴水不漏,但必須在出了問題之後,讓人民看到誠實、迅速、透明的應對。眼下缺的正是這三樣東西。「苯駢芘」超標的原因至今仍未有確定的科學結論,流向追蹤的回收率低得令人咋舌,政府的危機溝通充斥著甩鍋與口水,而非具體的時程表與責任歸屬。
「民以食為天」這五個字在中文世界說了幾千年,意思從未改變。隋煬帝漠視饑民、以絲綢纏樹的結局,是民變四起、江山易主。今日台灣是民主社會,人民表達怒火的方式是走上凱道,而非揭竿而起,但那份被漠視之後積壓而成的憤怒,其性質並無二致。
凱道上那把怒火,在集會散場後不會熄滅,它會悄悄跟著每一個帶孩子回家的父母,進入餐桌邊的對話,最終進入投票亭裡那一刻沉默的抉擇,這才是執政者真正應該警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