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媒體尊嚴需要政治人物跟聽眾一起守護

台灣的政治人物與媒體打交道，向來有一套秘而不宣卻行之有年的「防衛機制」。要專訪嗎？可以，請先把訪綱傳過來。幕僚字斟句酌，條列答辯重點，哪些尖銳的題目得拿掉，哪些安全的話題要多塞，最好連追問的界線都先在私底下劃得一清二楚。

政治人物進了攝影棚，不過是把公關團隊擬好的講稿，當著鏡頭再背誦一遍。這不叫新聞採訪，這叫套招演戲；媒體人充其量只是遞麥克風的道具，替權力者搭台作秀。

面對面受訪的挑戰

日前資深媒體人王淺秋在與民眾黨前發言人吳怡萱的廣播對談中，提起約訪參選台北市長的沈伯洋，她說印象最深的一點，竟是沈伯洋爽快答應受訪，而且表明「不需要訪綱」。讓這位政黨色彩偏藍的主持人，都不禁讚美說這樣很難得。

其實更早之前沈伯洋上了王偉忠的廣播專訪，就創下驚人的三百萬點閱率。在演藝圈與媒體圈打滾一輩子的王偉忠，因為請了這位被藍營視為「黑熊學院標誌、綠營激進代表」的沈伯洋，頓時被深藍基本教義派罵得狗血淋頭，各種「背骨」、「染綠」的帽子鋪天蓋地砸來。

換作尋常主持人，早已忙不迭地發聲明澄清、割席甚至委屈求饒，但王偉忠自始至終沒有回過一句惡言。他只淡淡地說了一句老媒體人的基本常識：「他不過就是做了一場訪問。」

在另一位老媒體人趙少康身上。趙少康在節目上公開抱怨遲遲約訪不到國民黨的政治金童蔣萬安，語帶不滿，縱使引來黨內同志側目與藍營支持者的非難，他也絕不改口退縮。其實與其說是藍綠問題，不如說在這些打滾一輩子的媒體人身上，他們驚訝地看見，在跟政治場域的互動中，媒體人居然可以拿回主導權。

台灣媒體的尊嚴，是怎麼一步步輸得精光的？我們對媒體的信任度，又是為什麼年年下降呢？

這幾年台灣的傳統媒體陷入了空前的結構性困境。數位轉型步履蹣跚，跨國科技巨頭無情地收割了絕大多數的數位廣告收益，台灣整體媒體市場的餅越做越小，日子過得無比寒酸。報社收攤、電視台虧損，資深優秀的記者、編輯、主管，動輒在無預警的裁員名單上默默退場。

這種傷害士氣、斲傷專業資產的殘酷行徑，隔三差五就在業界上演。老闆固然痛苦萬分，在營收雪崩與沉重的人事成本間左支右絀，但經營環境的客觀惡化，終究摧毀了新聞從業人員的底氣。

當生存變成唯一的目標，理想就成了最廉價的奢侈品。為了活下去，大部分媒體機構被迫做出了最功利、也最省事的生存策略：政治選邊站。

選邊站的邏輯極為簡單粗暴。只要緊抱光譜的某一極端，靠著操弄偏狹的仇恨與恐懼，就能迅速提煉出高純度的受眾黏著度。把複雜的公共政策簡化成善惡二元對立，把對手陣營的政治人物打成過街老鼠，這種「情緒毒品」能最快換來收視率與點閱率，更能順理成章地承接特定政黨或政府機構的置入性行銷。

其結果，便是媒體甘於淪為政黨的打手與附庸。藍的只敢罵綠，綠的只敢批藍，媒體之間的相互攻訐、抹黑與黨同伐異，成了每天新聞台上的家常便飯。

在這樣生態下長大的政治人物，胃口也被徹底養壞了。他們習慣了在同溫層媒體裡接受如沐春風般的吹捧，把記者的提問當成量身訂做的台詞；一旦遇到真正具挑戰性的監督，要麼搬出訪綱設下重重防線，要麼動用網軍與政黨機器圍剿提問者。

政治人物喪失了直面質疑的勇氣，媒體也喪失了無畏提問的格調，雙方在共謀的溫床裡彼此消耗，最終讓「台灣第四權」的公信力徹底破產。

過去三十年來，台灣的政治人物與媒體早就形成了一種病態的默契：綠的走進綠營政論，藍的棲身藍色頻道，大家在各自的堡壘裡同仇敵愾，安全無比，但也無趣至極。

此次沈伯洋明明站在當前政治風暴的核心，身上背負著對立陣營最濃烈的敵意，他卻願意踏進敵意最深的攝影棚。媒體的尊嚴，從來不單單是媒體自己的事，它是一場合作的社會契約，需要媒體人、受訪者與閱聽大眾共同去成全與維護。

如果一個社會的閱聽人，只想要看符合自己偏見的口水，只要看到非我族類的政治人物被痛罵就拍手叫好，看到自家陣營被質疑就群起出征；如果受訪的掌權者，把媒體視為宣傳機器與化妝師，缺乏被公開詰問的器量；那麼，媒體人再有風骨，也遲早會在這場劣幣驅逐良幣的泥淖中被消磨殆盡。

媒體的尊嚴不是施捨來的，它建立在無畏的提問之上；而受訪者的尊嚴，則始於敢在沒有訪綱的鏡頭前，直視公眾的雙眼。如果連這點勇氣與格調都蕩然無存，我們又憑什麼奢望這個體制，能擁有真正監督權力的健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