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

台北市議員李伯毅在急診室對著醫護人員動怒的風波，在鏡頭前被辯護成一場「天下父母心」的護子情緒。當事人面對麥克風，神情自若地解釋自己「只是兇了一點」，堅稱從頭到尾未曾亮出「議員」名號，更怪罪現場十多名醫護圍著他，彷彿他才是醫療暴力下的弱勢受害者。

這種「不覺得自己有問題」的態度，恰恰精準勾勒出台灣特權階級最深層的盲區。李伯毅絕對是媒體的常客，但他卻以為只要不掏出議會識別證、不把「叫你們院長來」掛在嘴邊，就算恪守了公私分際。這純屬掩耳盜鈴。

一位身高過人、外型辨識度極高，且長年頻繁在政論節目露臉的公眾人物，即便不報姓名，光是踏進雙北任何一家大型醫院，那張臉和那副獨特的聲線本身就是明晃晃的權力符號。

不自覺理虧

依照台灣現在醫護的水平，尤其他還送去了有兒科急診專科的醫院，居然會鬧到十幾名醫護放下手邊搶救其他病患的工作前來「圍著他要他冷靜」，絕非醫護人員閒來無事找碴，而是他失控咆哮者時，已經讓現場的醫護感到緊張。

把醫護防禦性的戒備扭曲成對自己的壓迫，是對醫療現場的冷血忽視，更是對自身權力外溢的全然無知。

而且他明明已經經歷了台灣醫療專業的診治，從一般診所、區域醫院一路轉往具備兒科急診專長的中樞醫學中心，當事人依然滿腹委屈，認定院方「差別待遇」、拖延救治。天下父母面對稚子高燒病痛，心急如焚人皆有之，這份情感可以被同理，但被愛子心切的情緒卻不能凌駕於專業客觀的現實之上。

旁人豈懂急診專業

台灣的急診檢傷分類系統行之有年，兒科急診更有一套極為嚴謹的生命徵象評估機制。在當前台灣的醫療水準與防禦性醫療的環境下，急診團隊有可能將一個隨時陷入致命危險的幼童棄置不顧嗎？這種機率微乎其微。

急診室的秩序不是依據誰先掛號、誰聲音大、或是誰的社會地位崇高來排定優先順序，而是嚴格以病況危急程度來調配資源。李伯毅所謂的「怠慢」，往往只是孩子當下的生命徵象經過專業判讀後，並未列入最高危急等級。

議員或許習慣在政治圈呼風喚雨、事事講求「即時回應」，因此無法容忍「等待」。在他們的世界裡，資源優先調度或許是理所當然的特快車，但這樣的速度卻是醫護把別人的需求放下後的犧牲。愛子心切當然假不了，但以愛之名踐踏專業、將個人的情緒焦慮化為對第一線醫護的言語凌虐，本質上依然是權力的傲慢。

藍綠都有特權

台灣社會常陷入黨同伐異的泥淖，但特權從來不是某個政黨的專利，它是台灣統治精英在日常運作中一種根深蒂固的階級集體無意識。前陣子民眾黨立委陳昭姿在台大醫院插隊看診引發譁然即是一例。

陳昭姿本身出身藥學界，長年任職於醫療體系，與台大醫院淵源深厚。即便在專業體系浸淫數十年，照理說比常人更清楚「看病排隊、依約就診」是最基本的常識與醫療倫理，但特權的便利性依舊讓規矩繳了械。

事發之後，陳昭姿推託是助理擅自安排、「自己不知情」，將責任甩給部屬，固然難掩卸責的難看身段，但至少在社會輿論排山倒海的壓力下，她還懂得低頭認錯、公開道歉。

反省的必要

對比之下，李伯毅的反應則顯得更不具有反省性，單單以「我沒亮身分」、「我只是聲音大了點」的輕浮遁詞，試圖將對急診現場秩序的實質破壞，包裝成一位無奈父親的委屈抗辯。這種死不認錯的傲慢，比單純的插隊更為惡質，因為它是在公然否定醫療體系的權威與尊嚴。

他沒有想到，民意代表在急診室咆哮，十多名醫護人員就被迫從其他垂危病患的身旁抽離。當政治精英習慣了用特別通道、特權病房、高層關說來處理生老病死等人生大事時，他們就永遠無法真正體會底層百姓掛不到號、等不到病床的無奈，更談不上制定出真正符合公平正義的醫療政策。

民主政治的真諦，絕不僅僅在於四年一次的投票選出統治者，而在於公民社會對特權文化的徹底解構與清除。民主制度的脆弱之處，在於掌握權柄的人總能找到成千上萬個理由來為自己的特權行徑開脫，可能是為了選民服務、為了公務繁忙、為了救子心切等等。

但只有當手握權力的人學會限縮自己的特權衝動，不再將公眾賦予的聲量與光環當作特快車的通行證，台灣的民主才算真正走出封建官僚的陰影，扎下不可動搖的法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