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發起錢來,總是面不改色,一個比一個闊綽。執政黨喊出一萬,在野的市長加碼到兩萬,立院黨團總召更豪氣干雲地喊到三萬元。國庫的銀子在政治人物嘴裡,彷彿不是納稅人的血汗,而是自家後院樹上掉下來的落葉,誰搖得多、撒得快,誰就是苦民所苦的救世主。
社會保險潰堤
作為社會最後防線的「國民年金」,繳費率已從過往的五成一路崩跌至四成二,單年提列的呆帳高達一百三十億元。勞保局派員訪視了十八萬多名欠費者,最終僅有區區兩萬餘人補繳,補繳率連一成四都不到。這意味著超過八成的國保欠費者,不是惡意賴帳,而是生活已經被逼到牆角,根本擠不出這筆幾百塊錢的保費。
健保的處境同樣令人心酸。全台有超過十六萬人因生活困窘而欠繳健保費,多數是在各區公所投保的無固定職業者;近年申請健保分期付款的民眾節節上升,光是申請分期繳納的欠費總額就突破兩億元。如果健保費都繳不起,不敢想像他們的生活水平有多麼惡劣?
欠債人數增加
家庭負債的壓力也在節節上升。全台灣信用卡循環信用餘額高達一千一百多億元,其中扛下最多循環利息、佔比超過三成的,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四十至四十九歲中壯年世代。
這群社會的中流砥柱,到底是因為過度消費導致資不抵債,還是真的在物價、房價與育兒支出的多重夾擊下,不得已氣喘吁吁借貸度日,有不幸者,甚至得靠高利循環信貸來周轉度日。
這些數據勾勒出一個殘酷的台灣實況:外表看似人均所得光鮮亮麗、半導體產業傲視全球,內裡卻是貧富差距急遽惡化,有一大群邊緣家庭在溫飽線上苦苦掙扎。但是當國庫偶有「超徵」或財政餘裕時,政客們想到的解方,竟然是不論貧富、人人有獎的「全民普發」。
不排富是社會不公
不排富的普發政策,本質上是一種劫貧濟富的政治偷懶。將幾千億公帑以幾千、一萬的金額平均撒給兩千三百萬人,對許多富有家庭來說是不值一提,若將這筆龐大資金集中投入社福體系,足以徹底打銷貧困者的健保欠費、重組瀕臨崩潰的國民年金財務、擴大弱勢中壯年的低利債務重組,甚至建立更完善的托育與長照支持網絡。
執政者與在野黨之所以樂此不疲地競逐普發,是因為「發錢買掌聲」最立竿見影,完全不需要承擔制度改革的痛苦與政策規劃的繁瑣。但這種吃鴉片式的討好,代價卻是透支國家的長遠體質。
建立明確的發錢順序
若要終結這種每逢選舉便由政客隨興叫牌、將國庫當作政治賭桌的荒謬戲碼,唯一的解方是將財政餘裕的分配全面法制化。
法制化的核心,絕非「超徵就自動發錢」,而是必須訂定嚴格的優先順位:年度賸餘應優先用於法定還債以降低世代負擔,其次必須強制提撥以填補國民年金、健保與勞保等瀕臨破產的各類基金黑洞;若仍有餘裕,更應訂立排富標準與弱勢加碼公式,精準扶助陷入高額循環利息與生活困境的邊緣家庭。
把發錢的裁量權從政治人物的算計中抽離,鎖進制度與法規的鐵籠裡,讓數據說話、依公式運作。唯有如此,台灣才能擺脫「大選前夕人人有獎」的政治賄賂惡循環,真正守住財政紀律與社會重分配的正義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