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

一名高雄苓雅區明星國小的資深自然科老師，在請假三個月後重返校園，卻墜樓身亡。曾受教於他的畢業生湧入社群平台留言追悼，形容他雖然固執、在意細節，卻是真心想把學生教好的好老師。

網路上隨即流傳他長期遭班上某位學生言語咆哮、威脅，甚至被告上法庭的說法，而校長則在日後出面闢謠，強調並無提告或校事會議調查，希望外界停止獵巫。事實真相仍待調查釐清，但這起悲劇之所以瞬間引起關注，是因為一年內已接連發生三起教師墜樓事件，社會早已嗅到教育現場某種無奈的氛圍。

制度的盲區

現行的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清楚規範了「生對生」與「師對生」的霸凌，卻對「學生對教師的長期不當侵害」幾乎隻字未提。當一位老師反覆遭受學生的言語攻擊、課堂干擾甚至挑釁時，學校該由誰受理、由誰調查、用什麼程序保護老師、又該如何輔導那名學生，沒有明確答案。於是這類事件往往被草草歸類為「班級經營問題」，責任一股腦推回給導師自己承擔。

社會對老師的期待，向來是包容、開導與忍讓。加上成年人對未成年人、教師對學生這層看似天經地義的權力關係，使得大眾在面對師生衝突時，幾乎本能地假設老師才是強勢的一方。可是權力關係從來不是單向的。當一位老師被家長濫訴、被學生提告、被輿論未審先判，他所承受的孤立與恐懼，未必比任何人輕。一個成熟的校園制度，理應同時保護學生、支持老師，也協助家長面對問題，不讓任何一方在風暴裡獨自站著。

校事會議之痛

談教師處境，繞不開近年爭議不斷的校事會議。這套制度設計的初衷是淘汰真正不適任的教師，立意本身無可厚非，沒有人會反對處理真正有問題的老師。問題出在運作。基層教師最深的怨懟，在於它把司法上「無罪推定、原告舉證」的基本原則整個顛倒過來，老師一旦被拉進會議，彷彿就得自己想盡辦法證明清白，過程中甚至看不到完整的調查紀錄，也缺乏像樣的申訴與救濟管道。

校事會議這套制度在「監督專業」與「保護無辜」之間，始終沒能找到平衡點。教育部長鄭英耀已表態，終極目標是廢除校事會議、回歸教評會，但今年初公布的修法版本，雖刪除匿名檢舉、增設分流與輔佐人制度，教師團體仍批評只是新瓶舊酒，並未真正解決問題，甚至為此走上街頭。

雙向的天平

把鏡頭拉遠一點看，教師面對的壓力其實是三方夾擊。一邊是失控的學生，一邊是濫訴的家長，再加上行政支援的長期缺位。而衛福部日前預告將「精神暴力」納入兒少法禁止條款，即使情節未達重大標準也可裁罰，立意是保護孩子，卻因定義模糊，讓不少教師擔憂濫訴會再添一把火，連維持課堂秩序的正當管教，都可能被主觀認定成不當對待。保護學生與支持教師，本不該是對立的兩端，可現實裡，天平卻一再往單邊傾斜。

值得肯定的是，全國教師會已提出三大改革方向，要求教育部建立教職員校園安全防護指引、設置惡意濫訴的篩檢列管機制，並修法把家長配合輔導管教的責任明確入法。全教總也樂見教育部支持冤案補償，讓被誤判停聘的老師至少能領回完整薪資。這些都是務實的起步。

讓老師安心教

真正需要的，是一套分級而審慎的處理機制。一般的課堂衝突、偶發的失序行為、與持續性的霸凌，本該有不同的處理層級，不能全部簡化成同一件事。當輔導、親師溝通、班級調整這些柔性手段都已用盡，傷害卻仍未停止時，制度應該允許學校在保障學生受教權的前提下，啟動更高強度的安置或轉銜，而不是任由老師獨自硬撐到最後一刻。

老師有了安全感，才有心力站上講台。老師得到制度撐腰，才可能穩定地陪孩子走過成長。學校的程序清楚了，家長與學生也才能理解界線、責任與義務各自落在哪裡。從一樁個案回頭檢視制度，目的從來不是追究誰最該被責備，而是不讓下一位老師、下一個孩子、下一個班級，再次替制度的問題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