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

今年年初，倫敦國王學院校長卡普爾語出驚人地表示，在現今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中，大學學位已經不再是通往職業成功的「護照」，頂多只是一張進入賽場的「簽證」。

這番話讓台灣的我們「於我心有戚戚焉」，因為台灣同樣面臨著學歷貶值與階級固化的嚴峻挑戰，當大學的大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敞開時，社會流動的齒輪卻似乎卡住了。

教育機會並不均等

台灣一份關於高教入學背景的調查報告也顯示，進入頂尖國立大學的學生，來自高收入家庭的比例依舊居高不下。這種現象與卡普爾所觀察到的「簽證論」不謀而合，即便我們宣稱教育機會平等，但實際上，不同背景的孩子雖然都拿到了大學這張門票，門票背後的含金量與附加價值，卻存在著天壤之別。

過去我們總認為大學是翻轉人生的階梯，只要寒窗苦讀考上好學校，就能保證後半輩子的優渥生活。不過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這種簡單的因果關係早已被打破，文憑現在更像是一道基本門檻，而非成功的保證書。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台灣的職場生態，不難發現企業在篩選人才時，除了看學校名稱，更看重學生的實習經驗、跨國視野以及社交溝通能力，而這些軟實力的養成，往往需要家庭長期投入大量的經濟資源。

教育的貧富差距

那些來自社經地位較高家庭的學生，在大學期間不必為了生活費四處打工，他們有更多時間參與無給薪的知名企業實習，或者出國交換累積資歷。相反地，許多出身基層的學生在拿到學位的那一刻，不僅要面對緊迫的學貸壓力，還可能因為缺乏所謂的「文化包裝」與「社會資本」，而在面試關卡中落後。這正是所謂「簽證」的殘酷之處，它讓你進了城，卻未必讓你享有城裡的榮華富貴。

大學體系內部的資源落差也進一步加劇了流動的難度，在台灣，資源最豐富的頂尖公立大學往往錄取了最多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他們享有政府高額的補助。反觀許多私立大學收納了更多需要打工、依賴學貸的基層學生，但這些學校能提供的學術資源與產業對接機會相對較少。這形成了一種奇特的財富逆向轉移，社會資本較強的人獲得了更多公家補貼的教育資源，讓差距在入學的那一刻就已經被固定下來。

財富逆向轉移

有些聲音認為，既然學位價值在縮水，不如直接看職場薪資來評判大學的成效。只是這種單純以「錢」為導向的思考模式其實隱藏著風險，許多大學培養的是老師、社工或護理人員，這些職位雖然薪資未必高昂，卻是維繫社會運作不可或缺的支柱。

如果我們只用畢業後的起薪來定義社會流動，那麼這些投身社會貢獻的畢業生，是否就被視為流動失敗的例子？這顯然是把流動的定義縮窄到了狹隘的金錢數字上。

更進一步探討，現代社會對學歷的盲目追求，有時候反而變成了一種對年輕人的消耗。許多年輕人背負著沉重的學貸，花費了人生最精華的四年，最後卻發現所學與市場需求嚴重脫節。在台灣，我們常看到大學畢業生從事與專業毫不相關的行政工作，領著剛好糊口的薪水，這種教育資源的錯置，不僅是個人的挫敗，更是國家競爭力的流失。

思考技職體系的價值

所以我們應該重新思考技職體系的價值，長期以來，台灣社會普遍存在著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導致許多具備實作天賦的孩子被強行推入學術體制。如果能提供更多高品質、受社會尊重的職業訓練路徑，讓不適合傳統大學教育的孩子能儘早掌握一技之長，並在職場上獲得對等的報酬與尊重，這或許才是更健康的社會流動模式。流動不應該只有「擠進象牙塔」這一條路，而應該是百花齊放的。

我們必須承認，大學雖然是社會流動的重要引擎，但它並非萬能的靈藥。要讓這台引擎重新啟動，我們必須打破對學位的單一崇拜，推動更多元的人才評價標準。大學應該致力於培育不論背景如何都能展現才華的空間，而政府則需確保資源分配不再傾向於強者恆強。只有當大學不再只是權貴階級的鍍金地，而是真正能挖掘潛力、賦予力量的場所時，那張簽證才有可能重新變回通往夢想的護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