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

遭控家人涉特權爭議徐佳青哽咽宣布請辭僑委會委員長並自請調查。（網路截圖）

近日前僑委會委員長徐佳青因連串公器私用爭議請辭，引發各界熱議。支持者強調「請辭不等於認罪」，反對者則認為相關爭議早已重創政府形象。

其實，從民主政治的角度來看，這起事件最值得討論的，並非司法最終如何認定，而是政務官究竟應具備何種風骨。

中國歷史上對政務官最重視的，從來不是權位，而是氣節與擔當。

屈原遭讒被逐，仍不改報國之志，留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典範；范仲淹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自勉，將蒼生福祉置於個人榮辱之前；包拯不畏權貴，執法如山，彰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價值；于謙在國難當頭之際挺身而出，即使最終蒙冤而死，仍留下「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千古名句。

這些歷史人物之所以流芳百世，不是因為官做得大，而是因為在權力、利益與生死考驗之前，仍能守住人格與良知。

當然，現代民主政治早已不同於古代專制王朝。今日政務官面對的不再是皇權壓力，而是民意監督；不再是史官記錄，而是媒體與網路全天候檢視；不再單純講究君臣倫理，而必須面對政黨競爭與選舉壓力。

然而，時代或許改變，風骨的本質卻不應改變。今天的政務官，不需要以死明志，卻應具備四種基本品格：明知可能得罪選票，仍堅持正確政策；面對民粹壓力，仍維護專業判斷；施政失誤時，勇於承擔責任；遭遇利益集團施壓時，有勇氣說「不」。

可惜的是，近年台灣政壇似乎出現一種令人憂心的現象：許多政務官已將政治責任與司法責任畫上等號。只要沒有被法院判刑，就認為沒有下台必要；只要尚未定讞，就認為可以繼續戀棧職位。久而久之，「責任政治」逐漸被簡化成「法律政治」。

回顧十七年前八八風災期間，時任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僅因陪九十五歲岳父吃了一碗地瓜稀飯，遭受輿論批評而請辭下台。今日回頭檢視，社會或許仍可討論當年處分是否過重，但不可否認的是，他並未涉及貪瀆，也沒有濫用公權力，卻願意為社會觀感負起政治責任。

反觀今日政壇，不少爭議早已超越單純觀感問題，甚至涉及監察院裁罰、司法調查及公器私用疑慮，當事人卻往往選擇極力辯護、拖延到底。彷彿官位已從承擔責任的職務，變成必須全力守護的政治資產。

更值得深思的是，基層公務員若虛報數百元、數千元差旅費，往往遭司法嚴辦，甚至丟掉飯碗與退休金；而高階官員利用公務資源處理私人事務時，社會卻常看到更多法律攻防與政治辯解。這種標準落差，自然容易傷害社會對政府廉潔的信任。

其實，民主政治成熟與否，不在於官員是否被判有罪，而在於是否知道何時該承擔責任。政務官去留的真正標準，應該是事件是否已影響機關聲譽、施政效能與社會信任；是否仍能有效履行職責；留任是否已使公眾焦點偏離正常政務。

古代官員失去風骨，可能失去的是官位；現代政務官失去風骨，失去的則是人民信任。而信任一旦崩解，遠比失去職位更難挽回。

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民主社會則更應強調：「官可去，不可欺民。」翻閱史冊，真正令人敬佩的從來不是權勢最盛的人，而是那些在權力面前仍能堅守良知的人。無論是屈原的孤忠、范仲淹的憂國、包拯的剛正，還是于謙的清白，其共同點都不是能力，而是人格。

時代可以改變，制度可以更迭，但政務官最珍貴的風骨，始終只有一句話：知其不可而為之，知其有責而勇於承擔。唯有如此，官位才不只是權力的象徵，而是人民託付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