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在今年6月間悄悄完成了一項規模龐大的金融操作,協調八大公股銀行,透過中華郵政的轉存款機制,向台灣電力公司提供3000億元的專案融資,同步為中油規劃同等規模的借貸方案,合計六千億元。
乍看之下,這不過是兩家國營事業解決資金周轉的財務安排,實際上卻是台灣能源政策錯誤的倒影。
財務操作規避民主監督
台電目前累計虧損超過3600億元,負債比逼近92%;中油的累計虧損也接近800億元,財務體質同樣岌岌可危。若拿到一般金融市場,這兩家公司根本不具備借款資格,遑論取得如此大規模的融資。
正因如此,政府才必須動用公股銀行這個政策工具,以中華郵政的龐大儲金作為資金來源,把數以千億計的民間存款悄悄轉為填補能源財務缺口的燃料。
民眾的錢存進郵局,應該用來支撐郵政系統的正常運作或帶來穩健的利息回報,而不是在缺乏充分公開討論的情況下成為政策失誤的緩衝墊。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資訊透明度明顯不足,立法院三度刪除台電相關追加預算,行政院卻繞道而行,以專案融資取代正式預算程序,本身就是一種規避民主監督的操作。
廢核代價誰來承擔?
台電和中油的財務困境,當然有其客觀背景。俄烏戰爭爆發後,國際天然氣與煤炭價格一度飆升,能源進口成本大幅攀升,台電為了穩定電價、壓制通膨,被迫長期吸收超過6000億元的燃料成本差額,這是造成巨額虧損的直接原因之一。政府官員在面對批評時,也習慣以「穩定物價」作為辯護理由。
這個說法並非全無根據,但它掩蓋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台灣的電力供給結構為何如此脆弱,以至於一場遠在歐洲的戰爭就能讓台電的帳面瀕臨崩潰?
答案與過去十年的能源政策方向密切相關,2016年以後,非核家園的政策路線確立,核能機組陸續退場,台灣電力系統對天然氣發電的依賴程度快速提升。天然氣雖然比煤炭乾淨,但它的價格與地緣政治情勢高度連動,幾乎沒有緩衝空間。當國際供應鏈出現衝擊,台灣就直接暴露在價格波動的第一線。
廢核的決策只有政治和選票的基礎,在能源安全的工程邏輯上卻留下了明顯的漏洞,而這個漏洞最終以財務黑洞的形式呈現在全民面前。
能源改革不能只靠補貼
半導體和AI相關產業的擴張使得用電量持續創新高,美商會近期也公開質疑台灣未來的供電穩定能力。台電既要應付財務壓力,又要確保工業與民生用電不斷電,還要因應政府設定的再生能源目標,同時扛著不得自由調整電價的政治限制。這樣的多重枷鎖之下,任何一家公司都難以為繼。
解決之道,不在於找到更大的資金池去填坑,而在於誠實面對能源政策的結構問題。電價機制需要更透明、更市場化的調整邏輯,讓成本真實地傳遞給消費者和產業,才能引導合理的用電行為,也才能讓台電和中油在真實的市場壓力下改善體質。對於弱勢族群,可以透過精準補貼的方式給予保護,而不是讓整體電價凍漲,讓補貼的成本由所有納稅人不分貧富地共同承擔。
更長遠的能源組合問題也不能迴避,在核能是否恢復的爭論尚未塵埃落定的當下,政府對此似乎缺乏清晰的論述。
核能的風險是真實的,但完全依賴天然氣的風險也是真實的,在全球能源轉型尚未完成的過渡期內,如何搭配多元電力來源以降低系統性風險,才是能源政策真正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
六千億元的借款並不是終點,而是一個警訊。它告訴我們,在政治主導、民粹邏輯與技術現實之間長期失衡的能源治理框架,正在累積難以持續的系統性壓力。若不從制度層面著手改革,下一輪的財務危機只會來得更快、規模更大,屆時要求全民埋單的金額,恐怕遠不止六千億這個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