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31的制度困境與臺灣的永續戰略

汪中和 /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2026/11/15 12:30

本月9~20日,第3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UNFCCC-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亞正式召開,近兩百個國家的談判代表、政府首腦與民間社會代表齊聚一堂,共同面對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衝擊。

然而,這場全球規模最大的氣候盛會,卻深刻籠罩在極端天氣加劇、地緣政治動盪、與能源價格飆升的陰霾之中。

氣候峰會空洞承諾

COP31所承擔的使命,是延續《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致力將全球升溫控制在工業化為準的1.5℃之內,同時推動各國加速減碳、發展再生能源、保護森林及協助脆弱國家因應氣候衝擊。然而,從會議開幕的第一刻起,談判代表們就必須面對極其嚴峻的外部背景與內部結構性矛盾。

首先,國家利益往往凌駕於全球利益之上,當政治對立升高時,氣候合作便容易被邊緣化。當前中東爆發的戰事推高了全球石油與天然氣價格,像癌症般在全球引發通膨,化肥與農藥成本的飆升更直接衝擊糧食供應。在衝突爆發後,全球九大石油公司僅在單個季度就獲取高達950億美元的暴利(相當於每天超過10億美元)。

相比之下,國際社會專為幫助脆弱國家因應氣候災害設立的「損失與損害基金」,迄今僅籌集到約6億美元,相當於化石燃料巨頭約14個小時的利潤。這種巨大的貧富失衡與正義落差,促使聯合國秘書長強烈呼籲各國要達成「氣候正義契約」,對化石燃料企業的暴利徵稅,讓汙染者為氣候損害承擔責任。

第二,身為歷史上累積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人均排放極高的國家,美國再次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不僅停止提交國家自定貢獻(NDC)目標,更退出關鍵談判,對全球造成了極其不良的示範效應。

第三,COP會議長期恪守的「全體一致共識決」原則,使談判極易受到少數利益攸關國家的掣肘,造成各國在「碳減緩工作計畫」與「全球適應目標」上難以達成一致協議。

地球熱量加速累積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與世界氣象組織(WMO)在COP31期間發布的最新「全球氣候狀況」報告指出,太陽輸入能量與地球輻射輸出之間的不平衡達到了監測以來的最高水平,地球系統的熱量正加速累積,2025年海洋熱含量創下歷史新高,地表平均溫度已比工業化前高出約1.5°C。

WMO的監測顯示,2026年全球地表氣溫繼續攀升,人為排放導致的長期暖化與異常強烈的「超級聖嬰現象」相互疊加,正使全球經歷創紀錄的高溫、嚴重乾旱與熱帶氣旋;全球海平面升至新高,冰川持續大幅退縮,單單2025年流失的冰量,平均每秒即足以填滿5座奧運標準游泳池(~ 12500公噸)。

世界衛生組織(WHO)也警告,極端的高溫與劇烈的天氣變化,讓農業與糧食安全更首當其衝,全球約有36億人生活在極易受到氣候變遷衝擊的區域,不但直接危及他們的生命,並推高早夭與死產的風險。

因應氣候暖化的國家戰略

臺灣雖然無法成為UNFCCC締約國,但減碳不僅是國際責任,更是關乎國家能源安全、產業出口競爭力與子孫後代生存環境的根本因素。

環境部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臺灣溫室氣體排放量自2021年起已連續4年呈現穩定下降趨勢,至2025年碳排放量相較於2005基準年減少約8.74%;另一方面,在2015~2025的十年間,臺灣實質GDP大幅成長了47.6%,達成了在經濟發展與減碳之間的轉型,這是值得肯定的。

儘管取得脫鉤成就,臺灣在氣候治理上仍面臨原定2025年減碳10%的目標未能達成,以及2026年「氣候變遷績效指標」(CCPI)中,排名仍處於「非常差」等級,反映我們仍有嚴峻的挑戰。

作為全球高科技供應鏈的核心樞紐,我們必須採取更加務實、前瞻且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策略,例如建構高韌性電網與多元綠能組合,完善碳定價體系與國際碳邊境調整機制對接,制定AI浪潮中的能耗與環評標準,以及推動務實氣候外交,以低碳科技與供應鏈深化全球合作等。

臺灣已經在「經濟成長與碳排脫鉤」上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面對未來的風浪,唯有堅持發展科技、深化轉型、加強韌性建設,才能在極端氣候時代中,為臺灣打造出一條安全、繁榮且永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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