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缺工，還是缺廉價勞工？—檢討台灣移工政策

台灣社會正站在一個關鍵抉擇點上，面對少子化、人口老化、服務業與製造業持續缺工，政府宣布移工政策重大鬆綁，主張「加薪本勞才能增聘外勞」，並允許資深移工取得永居資格，另在海外設據點以國對國方式直聘移工。

目前企業界期待加速人力補充，但也有勞工團體質疑制度仍以壓低企業成本為主軸，政策是否走對方向？

如何對待最弱勢的人

一個社會的偉大在於它如何對待最弱勢的人，移工議題不是單純的市場供需題，是檢視台灣就業結構、產業體質、社會價值與人權標準的試金石。政策若要長遠成功，不能只是用更多人力填補洞口，而是要回應最深層的制度性問題。

台灣移工數量近年快速上升，截至2024年底已超過八十五萬人，其中超過九萬人失聯，主因包括仲介費過高、轉換工作受限、語言障礙與不合理工作條件。如果一套制度讓人必須以違法冒險才能獲得基本尊嚴，那反映的不是個別道德，而是結構缺陷。

政策改革有其必要，一方面本國勞動參與率仍偏低，婦女再就業與中高齡者回流仍不易。另一方面，旅宿業改以中階技術人力引進移工，但業界認為實務上需求以基層為主，且訓練成本高、回收期長。管理制度若不因應現實，政策就像徒具理想的空殼。

政府想要以移工補足基層勞力，讓台灣經濟繼續運轉。勞團則擔心政策工具化移工、壓低本勞薪資、助長制度性剝削。這場辯論的核心在於到底是缺工還是缺便宜的工，當許多職缺長期停在三萬元左右薪資，而產業仍不願改善工時福利，甚至以加薪兩千元換取移工名額、讓工資增幅固定三年一次，是否反而固化低薪結構，值得警惕。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當政策恐讓本勞外勞雙輸。以中階僑外生政策為例，開放一年後只吸引三人加入旅宿業。如果連符合資格的年輕外籍學生都不願意進入，是否意味問題出在職場條件而非人力來源。若只依賴人力輸入而非改善工時、提升安全、建立職涯制度，便陷入「引入移工—缺工—再引入移工」的循環。

政策的另一端是移工權益，移工團體抗議申請延長留台制度被仲介利用，甚至被迫繳交高額買工費。一旦制度設計讓特定中介群體壟斷資訊、掌控命運，就會滋生不公。台灣要留才，先要讓人感受尊嚴。若移工付出多年青春，卻仍被視為暫時且低等勞力，終究會選擇離開，或在地下市場尋求更高收入。

對政府而言，這次改革被形容為三贏願景，本勞加薪、外勞有合法工作和雇主有勞力。勞界卻擔心形同本勞外勞互相爭取配額、政府卸責、企業無法升級。政策設計若把不同勞動族群推向對立，將是一場社會信任的損耗。

未來方向，至少有幾個值得思考的路徑。其一是強化國對國直聘，降低仲介依賴，避免剝削。其二是提升基層工作吸引力，例如制度性保障排班、建立技能升級與薪資成長階梯。其三是明訂移工合理薪資與同工同酬方向，避免企業以不同身份名義壓低薪資。其四是擴大女性、壯年與高齡者就業支持政策，讓國內人力重返市場。

移工政策不是單一施政工具，而是國家未來勞力結構的選擇。如果只是把移工當作成本控制的手段，那台灣將錯失提升產業的契機。若將他們視為未來社會共同成員，給予尊嚴與機會，台灣才可能走向更成熟的勞動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