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又失業 社會痛苦指數怎麼看?(20220119財金論壇─龔天行、張瑞雄)

醒報編輯 2022/01/25 09:08 點閱 16122 次

主持人:林意玲(台灣醒報社長)
與談人:龔天行(前富邦金控總經理、台大管理學院兼任教授)
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校長)
記錄:程紫芬、竇興韻

主持人(以下簡稱「問」):台灣的GDP在去年首度突破3萬美元,經濟成長不錯,竟然能看到經濟成長率有6.9%,很久沒看到這麼高的成長率,但各行各業在疫情下不支倒地而關門的不知凡幾

一方面,我們看到去年千餘人因接種疫苗或染疫而死,另一方面卻看到很多企業創下高額成長數字。但伴隨著成長,就會發現通貨在膨脹,百物飛漲,物價讓大家追不上,不管是買菜、買水果或者是吃飯,或去任何地方民眾都有這樣的感受。

就有人計算出這個時代「痛苦指數」非常高,所以顯然不管是資訊上會出現落差或是貧富的懸殊,都造成這個社會表面上的數字亮麗,卻與體感經濟不太一樣。龔教授您在大學教書,一定有很多的理論數據跟實際狀況可以與我們分享?

痛苦指數不算太高

龔天行:從經濟數字上看,痛苦指數的一般定義是物價上漲率+失業率,這兩個數字台灣其實都還好。物價上漲率雖然去年有1.96%,是近幾年比較高的數字;但1.96這個數字本身比別的國家好很多,例如美國已經到了7%。所以這數字的確是比前幾年高一些,但也沒有特別高。失業率也相對還是較低的。

所以如果純粹就統計數字來看,似乎痛苦的情況不是太高。但在疫情經濟之下,全世界都有一個現象,就是「不均衡的經濟」;在美國、歐洲,甚至中國大陸都是如此。某些行業在疫情中會有相當好的發展,但是社會中比較偏於弱勢的人卻受到比較重大的影響,在台灣就是如此。

以台灣的失業率來講,雖然整體是平穩、甚至有點下降,但中低學歷的失業人口是增加的,高學歷的失業人口是減少的,換句話說,弱勢的勞工在這波疫情下,受到的影響是大的,因為他們很可能都是在餐飲業服務,而餐飲業、旅遊業在這波疫情又受到極大的影響,使得他們的生計產生困難。

不均衡的經濟現象

但同時,台灣的經濟、科技、電子行業在這波疫情中卻有非常好的表現,這些員工的年終獎金都非常的好。這種不均衡的經濟,往明年或更長一點的時間來看,如果疫情能夠很快平息,可能會有一些改善;如果疫情仍然繼續不斷反覆,就仍然會繼續有這樣貧富懸殊的痛苦情況。

目前疫情看起來是在慢慢減緩當中,那麼它的影響也許就不會像過去兩年這麼大,失業率應該也會慢慢好轉。但同時,物價上漲的通貨膨脹率是全世界都有上升的。雖然台灣目前的情況是還好,但未來一定會受到全世界通貨膨脹的影響,所以從通貨膨脹率的角度來看,未來的展望是比較悲觀的。

問:所以目前社會上有不均衡的現象,對比較弱勢的影響更嚴重。這方面張校長怎麼觀察?是否同意龔教授的說法?

張瑞雄:不管通膨、失業率或各種指數,都是「平均」,就是很多高的人把平均拉高。每次政府公布說,國民的平均薪水是4萬多、5萬多,網路上就很多人說,「對不起,我把平均降低了,薪水沒有那麼高。」(笑)所以,雖然痛苦指數是這兩種指數相加,但也只是個簡單、籠統的表示。

菲利浦曲線

因為有時在經濟很不好的時候,通膨,物價可能是下降的,所以物價負成長的話,加上失業率,整體反而是痛苦指數降低;若隔年經濟好轉、物價上升,但失業率仍維持在高處、沒降低那麼多的話,相加起來痛苦指數可能比前一年還大,但民眾會感覺今年經濟很好,大家都覺得沒那麼痛苦。

所以使用痛苦指數時要小心,尤其是當物價下跌的時候,會比較不適合。

通常通膨增加,失業率就會下降;失業率上升,通膨就會下降,所以有一位學者菲利浦,就此現象設計一個曲線,叫「菲利浦曲線」(見圖)。而各國的央行,就是以此曲線為基準,畫個格子,表示允許通膨到多少、失業率到多少,希望物價跟失業率在這個區間移動。

但這是理想狀況,有時候整個趨勢往上,物價上漲、失業率也增加,那當然就最差的情況了。政府想要控制在這區間的話,利用痛苦指數就要小心一點。

振興券之利弊

政府去年發放振興券時,有兩派說法,反方認為要改發現金。政府發放振興券目的就是要刺激消費,振興券的好處就是它有使用期限,大家要在時間內把它用完,所以會刺激物價的上漲;但是現在因為全球供應鏈斷鏈以及運輸塞船、塞港的問題等,讓物價一直在上升,所以振興券反而會加深物價上漲。

而另外一派說,發現金跟振興券,同樣有刺激消費的效果,不過現金有個不同點,就是可以存起來,而且沒有使用期限,所以對物價的刺激就會比較少一點。

貧富不均如何拉近?

問:我想兩位大概都不否認這個社會是走向不均衡、貧富差距很大。這部分想請教兩位,如何用政策的工具,比如用課稅的方法,讓賺很多錢的人,把錢吐出來一點,讓這些窮人能稍微跟上一點點,把差距稍微拉近一點?

雖然台灣的貧富差距沒有國外那麼大,但依然還是會造成很多相對的剝奪感,例如年輕人買不起房子,不敢結婚生小孩,或薪水永遠都不可能跟得上物價等。

另外,民間怎樣來推動社會正義的觀念,讓有錢人多釋出一點出來?很多人的收入根本課不到稅,就要用社會上的道德倫理或規範。巴菲特曾說,「我賺那麼多錢,只是證明我有賺錢的能力,並不代表我要把它都花掉」,所以他把90%以上的錢都捐出來。比爾蓋茲也是如此。

所以對於財富分配不均,一方面有什麼政策工具?另一方面,在社會的道德、經濟倫理上,我們能夠怎麼樣來推動?

政府可以做的事

張瑞雄:這就是ESG裡的「S」,社會 (Social ),政府可以做的很多。對年輕人來講,第一,為何房價那麼高?為什麼很多人還是可以擁有那麼多房子?雖然台灣是資本主義社會,財產自由是憲法保障,他要買多少是隨便啦,但政府就要去調查、去扣稅。

第二,想要生小孩?但即使我有房子,小孩生下來怎麼帶、怎麼養?日本現在已經規定小孩從出生到16歲,所有的就學、醫療都是政府負擔。

但台灣現在即使各縣市都有補助個幾萬,但是這只是一次性的,未來上幼稚園、上小學等都很貴,一個私立幼稚園一學期的學雜費將近10萬,每個月還要繳各種規費,怎麼養得起?若不送到幼稚園,誰來照顧?媽媽就不能上班,要在家照顧了。

從照顧年輕人開始

所以整個社會的公平、社會的現實問題要從照顧年輕人開始。政府近來又成立很多部會,卻沒有「青年部」,以前是有一個青輔會,但又縮編併入教育部了,可見並不重視。青年的很多問題,真的是需要有個單位來負責。像現在少子化,你說誰負責?沒有人負責。內政部?內政部只登記每年出生多少人而已。

問:請問龔教授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龔天行:這其中有個非常有意思的情況。目前藍綠兩黨,一般都會認為綠營比較社會主義,但其實藍綠都非常Pro-Business(親商),以前民進黨標榜自己是比較左派的政黨,但是其實只是表面上。

所得與財富 謀共識

雖然台灣相對國際來講,貧富差距其實是比較好的。但其實貧富差距要從兩個角度來看,一個是所得,另一個是財富。所得有所得稅的資料,可以去做分析;但財富的貧富差距是非常難調查的。不過在國際之間,也慢慢開始累積了一些資料,我認為台灣在財富上的差距,絕對會比在所得上的貧富差距更大。

因為台灣對於財富的累積,相對來講是非常縱容的,例如在課稅上,沒有證券所得稅,沒有證所稅,囤房或房地產投資所需要的稅賦也非常低,也就是你去買房子,幾乎是沒有任何持有成本。

社會上需要討論,是不是應該要用一些工具把它改正過來?目前連討論都沒討論。雖然在囤房的成本上,大家逐漸有一些討論,但是在證所稅上面,大家似乎是根本連碰都不敢碰,如果說有任何討論,也都是討論技術、怎麼「徵」的問題,而非討論觀念上、該不該徵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要把它拿出來做一個討論,讓社會上有個共識。如果大家說不要徵,要鼓勵大家創業,鼓勵透過證券交易來累積財富,大家有共同的想法也沒有問題,而政府就是要去領導這樣的社會討論。

找出最大公約數

問:龔教授提出了比較深層的觀點,就是整個社會要建立一個共識,針對財富的累積,怎樣才合理、公平,需要透過大家的討論,找出最大公約數。只是現在政府似乎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對於這些比較價值哲學或是理念上的問題著墨較少;社會上也沒有透過輿論或學者專家形成共識。

請兩位作個簡單的結論,通膨、物價、痛苦指數應該用什麼樣比較正確的觀念去看待它?

張瑞雄:其實國父早就設計好三民主義,其中有所謂的「平均地權、漲價歸公」,政府應該好好去讀讀。中國大陸現在正推動的「均富」、共同富裕,其實就是三民主義的概念。當然這很極端,但是政府真的應該好好想想,如何提出一套方法,讓年輕人可以順利結婚、生子、買房。

問: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世界大同的憧憬

龔天行:沒錯,大同世界!剛才張校長提到育兒,的確是年輕人非常大的痛苦指數來源,成本很高,也找不到人照顧,有得照顧也會擔心品質,或負擔不起。

台灣在老年化這麼嚴重的情況之下,一定要鼓勵生育,這對台灣長期發展來講非常重要。台灣在三十年前毅然決然實施健保,雖然大家還是有很多批評,但是我想沒有人不享受在其中吧。

健保對台灣的弱勢帶來很多好處,不用擔心因為生病而造成家破人亡。同樣,育兒是我們下一個需要去考慮的議題。

問:非常謝謝兩位專家學者提供精彩的意見,給我們很多深思的角度。我們都希望活在一個大同世界裡面,希望我們的社會是在經濟平等跟安全安定下發展,我想這其中還有很多值得我們深入努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