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時報》專欄〈不能再用冷戰策略處理地緣政治〉中，《世界是平的》作者間分析師弗里曼指出，過去的冷戰格局強調美俄雙強競爭「盟友」、「核武」、「科技」的雙邊博弈，已經是個過時的框架了。
今日我們面對的國際競爭，適合套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外交政策教授曼德爾鮑姆（Michael Mandelbaum）所提出的「強國」與「富民」意識型態之中。
【後冷戰的新格局】
顧名思義，以「強國」為主導意識型態的國家，注重武力和霸業。如俄羅斯、伊朗和北朝鮮，他們用靠核武或是能源建立起在全球的話語權，卻不管人民是否自由、富足，或是過得有個人尊嚴。
與此相反，以「富民」為主的國家，則將精力和資源放在教育體系、基礎建設、投資經貿平台上，讓人民可以過得更好。尤其是在如今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的雙重影響下，年輕人要晉升中產階級，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創造力，並非向上一世代只要一路跟隨大環境的潮流讀書工作就能安居樂業。
不過弗里曼提出，有個日漸為數眾多的第三類別國家，是「既無法施展強權也不能營造繁榮的國家」，反而陷入意識型態空轉，如同無政府一般欠缺發展的遠景和執行力。
【不強不富的的第三種國家】
它們國不強、民不富，問題就出在國家「把精力都消耗在了一些有關原始問題的內鬥上」。這些議題包括：「我們是什麼人？」（中國人？台灣人？客家人？原住民？日本皇民？）「我們的邊界在哪裡？」（天龍國？福爾摩沙？台澎金馬？秋海棠？）「XXX是誰的？」（釣魚台、曾母暗沙、國有土地...）
弗里曼沒有提到台灣，但他舉了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蘇丹、索馬利亞、剛果等國為例。他表示，那些以「強國」為目標的政權喜歡參與到這些國家的是非裡，例如俄羅斯和伊朗都在背後為阿薩德的大馬士革政權撐腰。或是說，中共統戰部對於台灣島內的族群紛爭，也不斷地借力使力操弄及施壓。
然而，弗里曼同時偏頗地以為，那些「富民」的國家就不會無聊到去干涉他國內政。或是即使干涉，也只是好心地提供人道救援。
【干預的理由？】
這顯然是錯的。弗里曼似乎有意避談的是美國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背後對於掌控中東區域影響力與石油供應的真正考量。又美國在中非和北非扶植了那麼多失敗的惡棍獨裁「民選政權」又來自什麼樣的邪惡意圖？
答案其實簡單，「強國」和「富民」是兩個交錯的動機。在台海議題上表現得像個「強國」的中共政權，在全球其他地方的資源投射卻都是先以賺錢為重。特別是非洲，中國的「不干預內政」原則與美國帝國主義的態度呈現巨大反差。
【缺失的宗教面向】
更有甚者，敘利亞的內戰中。卡達和阿拉伯在背後為（遜尼派）反抗軍搧風點火、挹注資源，都證明了有些比「強國」和「富民」等分野更為深層的意識型態角力，在決定國際關係走向，「宗教」就是如此。而即便是弗里曼視為虛無的「族群認同」辯論，有時也會成為一種強有力而不可侵犯的信仰。
弗里曼最後則是為歐巴馬政權注重「富民」、減少國際干預的方針背書。畢竟透過頁岩油開發，能源自主性提高的美國不再那麼迫切需要掌控國際油源，同時，蘇聯的立即威脅已不復存在，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慘痛餘悸下，只要國安局的情報工作能繼續避免類似911的恐怖攻擊再度發生，那麼輕言國際干預將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從烏克蘭看台灣】
這種分析方式，對台灣有啟發的部分則在於：烏克蘭似乎在這三個面向上都沾了邊。西部一部份烏克蘭人想要在歐盟的區域框架下發展經濟；東部的烏克蘭人則因為親俄而引發了族群認同之爭。同時，在「強國」俄羅斯的影響下，他們能自由選擇的範圍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台灣目前能促進經濟發展的區域協定（TPP等），落後周遭鄰國。也在「強國」中國的限制下，只剩下「服貿」協議可以發展。然而，島內的認同之爭並未擺平。
台灣人民或許不具備、也不被允許向新加坡那般，能較專一地以經濟理性思考國家未來發展方向。
文章連結：〈不能再用冷戰策略處理地緣政治〉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303/c03friedman/zh-h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