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林打獵之48》文化人都到哪裡去了?

魏國彥 2026/11/16 13:58

在這選舉熱季中,知名資深音樂創作人羅大佑在唐湘龍主持的廣播節目《飛碟早餐》專訪中的發言引起軒然大波,引起爭議的論點至少有三,其中一點他認為近年台灣文化水準下降,直言部分創作者是因為「料不夠才拿文化部補助」,甚至點名樂評人馬世芳「為了一口飯吃」而改變政治立場,激起許多文化人的嚴詞回擊。

羅大佑的發言符合他一貫「反體制、監督當權者」的搖滾精神,他認為文化界人不應為取得政府資源而喪失監督政府的力道。批評他的人士則辯稱文化部補助機制都設有專業評審制度,目的是扶植多元文化與產業發展,並不等同於執政黨的政治收編。

知識分子去哪了?

深一層去看,衡諸中外,這種批評、辯論與反思屢見不鮮,二十年前聯經出版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給了我們一套分析的架構,他山之石,足以攻錯。該書作者傅瑞迪是英國肯特大學社會學教授,1941年出生於匈牙利,是一位文化研究專家,曾著有《恐懼的文化》(Culture of Fear)、《復健文化》(Therapy Culture)等書。

傅瑞迪教授認為,現代民主國家高等教育的管理主義和實用主義已經掏空了知識生活,並降低了文化期望,造成「制度化的庸俗主義」(institutionalized philistinism);流風所及,追求普遍真理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少,「普遍型知識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緲若孤星。當真理被簡化為純粹的個人視角或社群生活經驗時,嚴謹的辯論便讓位給膚淺的口號式言論。從這個觀點來看,羅大佑的批評可能太多出於個人的經驗與視角,而捍衛文化部的幾位作者又不免成為既得利益者的社群聲音。

傅瑞迪認為國家的文化和教育機構常以「可及性」和「包容性」為名而降低標準,這些機構不但沒有激勵大眾去追求更高的標準,反而推行一種「奉承文化」。學校、大學和文化活動不再致力於培養卓越的智識能力,而是轉變為社會政策的工具。在這個脈絡裡,歌手羅大佑雖非學者,卻直觀地,尖銳地,憑感覺擊中他已經形同陌路的臺灣社會的要害──在境外生活多年的他,回到臺灣,突發一場「文化震盪」!

傅瑞迪呼籲後現代社會要重塑公共領域,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需要捍衛高標準的文化,恢復對深刻思想的尊重,讓獨立的思考者能夠自由地挑戰既有共識。

堅守菁英主義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出版之後引來很多批評,傅瑞迪很快地在再版時加寫一章〈後記〉回應。批評者,也是他的老朋友艾惹維諾奇說:「法蘭克,太晚了,我們再也回不到1936年的劍橋,回到那個如戰士般高談闊論,卻從不聆聽別人的世界」,這句話也很適合拿來送給羅大佑。

傅瑞迪教授的回應是,他仍堅守菁英主義立場,絲毫不退讓:「順從主義的潮流裡最讓人困擾的一點,是他們自動假設任何對於現狀安排的批評,一定是想回到階級分明的過去的慾望所驅使」。這段文字他寫在書末〈順從者對現狀的鄉愁〉的章節之下。

回不去的鄉愁

這讓我們想起詩人余光中作詞、羅大佑作曲的經典歌曲〈鄉愁四韻〉:

給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
給我一朵臘梅香呀臘梅香

陽春白雪的鄉愁,羅大佑在1982年已經唱紅,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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